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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怎样让:好人变坏,坏人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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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6 15:0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哈飞 于 2015-4-26 15:04 编辑

  【一】
  “问题西瓜”该不该砸?
  不久前,十余位青岛市民,因食用了来自海南万宁的农药残留超标西瓜,中毒入院。4月17日,青岛一购物中心专门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砸西瓜”活动。现场,众多青岛市民亲手销毁了“问题西瓜”事件发生后被下架的西瓜,被销毁西瓜总重量超过4吨!
  如果砸西瓜的活动只是为了解一时恨,恐怕仍然于事无补。从近年来出现的形形色色问题食品事件来看,此类中毒事件早已不足为奇。没有找到事件的源头,有了毒西瓜,以后还会有毒苹果、毒香蕉。
  那么,什么才是毒瓜事件的源头?
  国家规定,种植西瓜严禁使用毒性剧烈的农药。可规定的监管如何执行?一旦有毒瓜流向市场,又由谁来监测?如何斩断那些黑色流通环节?对问题瓜的辨识又该如何向市民普及宣传?
  因此,制度问题才是关键。
  只有在“问题西瓜”的生产、流通、销售、问责等环节制定可行的制度,及时排除隐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食品的问题。比如,食品销售要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追责制度,而且每一环节都要无懈可击。
  邓小平说过:
  “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难做坏事”。
  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也说:
  “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那么,制度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且看下文分解。
  【二】
  你会分粥吗?
  有个庙里住了7个和尚,每天共食一锅粥。但因人多粥少,大家总是争先恐后,所以秩序十分混乱。7个和尚还因此互相埋怨,心存芥蒂。于是,他们想尽办法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食一锅粥?
  为此,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方法: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分粥。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几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是饱的;
  方法三:推选出一个人来分粥。推选出的分粥者是位品德高尚的上乘人,刚开始他也能公平分粥,但没多久,便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
  方法四:成立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等互相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大家也很不满意;
  方法五:轮流分粥,而分粥的人要等到其他人都挑完后,才能取剩下的最后一碗。令人惊奇的是,采用此办法后,七只碗里的粥每次都几乎一样多,就像仪器量过一样。
  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分粥的人只得把每碗粥都分得尽量平均。从此,大家便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5种制度,就有5种结果。一言以敝之:制度决定行为。
  【三】
  澳洲囚犯的死亡率是如何变少的?
  有序的制度,可以化解人们的内部矛盾。充满智慧的制度,能使坏人无法横行。
  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后,因为那里地广人稀,尚未开发,没有国民愿意移民到澳洲。英国政府就想出一个办法:把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本土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的劳动力问题。并且在他们看来,坏家伙被送走了,英国也会变得更美好。
  于是,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但很快,政府发现,运送的过程中,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严重的甚至达到惊人的37%。
  因为私营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不顾犯人的死活。每船运送人数过多,生存环境恶劣,加之船主克扣犯人的食物,囤积起来以便到达目的地后卖钱,使得大部分犯人在中途就死去。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甚至一出海就把犯人活活扔进海里。
  于是,政府官员为了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将付款制度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
  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1%左右。因为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不得不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好制度能够自行“辨真伪”,让恶人无法任意横行。
  船东算坏人吗?其实芸芸大众,都是不好不坏的人。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将自己装扮成什么样?关注精读微信公众号(微信号Jingdu999),回复“人性”,取阅微课程《人性如此矛盾,我们该如何善从人性?》
  【四】
  为什么日本无家可归者也在读书?
  好的制度不仅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能让原本安定的社会越变越好。
  经合组织为测试成员国的人口素质,制定了一个“成人能力评估”机制。该机制旨在测试23个成员国中16-65岁的成人,测试分为文字和数字能力两项,成绩分为五档: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五级。其中,达到三级就属于“精熟”的水平,达到四、五级的归为一类,属于高级水平。一级、二级属于低素质。低于一级则属于素质很差之列。
  日本人的测试结果凌冠全球:70%国民的文字能力达到“精熟”(三级)和“高级”(四级和五级)的水平。参与测试的23个成员国,达到“精熟”和“高级”水平的人口比例,平均大致为50%。以平均成绩计,日本288分,芬兰282分,比利时和荷兰都是280分,瑞典279分,挪威和丹麦278分,斯洛伐克和捷克都是276分…… 各国平均269分。
  为什么日本人的素质如此之高?这主要归功于他们扎实的基础教育制度。日本人深信,国际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最终胜出还要靠全民的基本素质。所以,自明治以来,日本就在义务教育上大力投资。二战时,死亡日军留下的大量战地日记,也揭示了普通百姓突出的读书写作习惯,乃至士兵死到临头仍然笔耕不停。
  《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报道:在日本人口萎缩、经济萧条的时候,其中一个山村里虽然只有一个孩子,老师却要每周翻山越岭地给他上音乐课,单程旅行就一天。因为在日本的义务教育制度中,一个孩子都不能漏。由此看出,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义务教育的质量是多么坚实。
  旅美学者薛涌在横滨时就发现,周末时,市立图书馆门口在开馆前半小时就排起长龙;大桥下面无家可归者的栖身处,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被子上竟工整地摆放着一本书。说日本的无家可归者也读书,实在不是首相吹牛。
  可见,好的制度设计,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五】
  美国税务局做的是“亏本生意”?
  有些看似愚蠢的政策,其实却暗藏着许多智慧。比如,美国税务局允许公司老板购买作为私人使用的汽车等物品冲抵公司的成本。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制度很愚蠢,因为会让税务局流失很多税源。
  但美国税务政策专家思杜·索任森教授却说,美国税务局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鼓励大家来开公司。这样不仅能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一家公司初创时期,税务政策总呈现政府“愚蠢”状态,尽量让公司的老板能感觉到在税收上占了国家的便宜,于是老板们渐渐地尝到当老板的乐趣,也就愿意继续干下去;否则,老板不干了,留给国家的就是一种被动。
  比如,微软公司从小规模到今天这种超级规模,每年都要向国家交不少税。而如果微软初创时期,政府不让比尔·盖茨尝到一些当老板的甜头,他半途不干了,还有微软吗?美国还有这家每年能向政府交那么多税收的公司吗?而当微软逐渐发展壮大后,购车的成本自然就微不足道了。
  四川大学的聂圣哲老师对美国的税收政策很感兴趣,他在遇到索任森教授时,就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温哥华市办公司不要交所得税,购物也不要交八点几的消费税,而在波特兰却要交所得税和消费税呢,就不担心税源流失?” 索任森教授耐心地解释道:
  “制定这个政策就是因为温哥华发展得较慢,这样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到温哥华来,人气上来了,商业也发达了,温哥华的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其间,国家是要流失一些税源,但一个地方要发展,总得要承担一定的损失。这不由政府承担还能由谁来承担呢,国家是最大的老板啊!”
  亚洲一些国家的人在美国办公司,常常会以合法避税与占政府便宜为唯一动力,不断地注册公司,运营几年后又不断注销。表面上看能够逃避不少税收,从相对数目上也降低了成本。但这样公司永远不能壮大,很难成气候。因为他们没有算过,一家公司运营了几年,其中的无形资产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然而,他们一门心思为了避税,最后始终不能成气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充分考虑个体利益,并将结果、个人责任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才能制定出利国利民的好制度,让国家和人民越变越好。
  【六】
  一个可靠的失踪儿童追踪系统,是怎么炼成的?
  好的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时,它需要经过许多血的教训,才能催生出来。
  1981年7月2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6岁的男孩亚当在商场不慎失踪,父母印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但噩耗还是击中了这个家庭:两周后,渔民在120英里外的灌溉渠内打捞上来了亚当的头颅。
  悲痛万分的亚当夫妇从此走上了维护儿童安全的道路。在国会山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并不精通法律和政治的亚当父亲,用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随后,美国通过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同年,Walsh夫妇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1980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了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为纪念亚当而将系统命名为“Code Adam”。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超市走失,可立即求助于此系统,超市所有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搜寻,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立即由警方接手。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
  然而悲剧还在继续,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在骑车时被绑架。4天后,绑匪撕票。7月,美国警方打造了一个接驳美国紧急警报系统(Amber),可以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发布失踪儿童信息。发布的内容由警方决定,包括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
  1996年以来 ,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
  从出台《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到启用儿童安全警报系统Code Adam,再到建立紧急警报系统Amber,为了建立一个靠谱的儿童保护制度,美国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使得全美失踪儿童的找回率大大提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制度,更是需要长时间地不断更迭、改良。
  【七】
  两种制度的传说
  为什么说民主不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
  为什么说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
  为什么李世默说,选举并不能产生响应民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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